银行业保险业2022年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中国网财经2月3日讯(记者 郭伟莹) 今日，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此外，在新市民金融服务方面，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介绍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数据情况时表示，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主要经营和风险指标均处于合理区间。

　　资产负债及业务稳步增长。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379.4万亿元，同比增长10.0%。保险公司总资产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1%。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9.1%。2022年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21.3万亿元，同比多增1.36万亿元，增速为11.1%，银行保险新增债券投资超过11万亿元。2022年全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4.7万亿元，同比增长4.6%，新增保单件数554亿件，同比增长13.3%，赔款与给付支出1.5万亿元。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2022年，制造业各项贷款新增4.7万亿元，增量为去年的1.7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3.6%。融资成本持续压降。2022年，新发放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7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0个百分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45个百分点；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上年下降0.62个百分点。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大对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35.7%，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超过40%。

　　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加强对保障性住房金融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6.3万亿元。积极支持就业创业，创业担保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1%。引导信贷资金持续投入教育领域，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个人助学贷款同比增长22.1%。养老年金保险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持续推进。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已脱贫地区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

　　主要风险指标处于合理区间。202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3.8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699亿元。不良贷款率1.71%，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例为78%，保持较低水平。202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处置不良资产3.1万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处置2.7万亿元。“明天系”保险公司风险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银保监会已批准采取市场化重组和新设机构承接相关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等方式，稳妥风险化解，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风险抵御能力整体充足。202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3万亿元，同比增长5.4%。2022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5.17%，较年初上升0.0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205.85%，持续保持合理水平。银行保险机构流动性总体保持平稳，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为147%。目前，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12%，保持在合理区间。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2022年以来，银保监会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深入落实国务院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加大支持力度，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是着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积极做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设备更新改造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工作。截至2022年末，已投放约74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2700多个。指导政策性、开发性银行用好8000亿元新增信贷额度，引导商业银行等同步跟进重大项目配套融资。2022年，支持发放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贷款1214亿元，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33.8%。

　　二是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银行保险机构切实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2022年，新发放企业贷款超过一半投向民营企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长23.6%，企业类贷款平均利率较2021年下降0.47个百分点。我们还重点引导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的纾困帮扶力度。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租赁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业贷款全年合计新增7万亿元。

　　三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高技术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6.5%，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6.6%。2022年，科技保险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22%。

　　四是支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截至2022年末，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贷款余额25.3万亿元，长江经济带地区贷款余额98.8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贷款余额24.5万亿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地区贷款余额57.1万亿元，自贸区贷款余额11.4万亿元。

　　五是支持绿色转型和海洋强国。截至2022年末，绿色信贷余额23万亿元，同比增长35.7%；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淡化处理、海洋环境服务等领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8.3%。2022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7%，海水养殖领域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45.3%。

　　六是支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2022年，保险业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12.6%。车险、责任险、意外险增长较快。保险公司赔付支出1.5万亿元。商业养老年金原保险保费收入617亿元，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累计保单件数33.9万件。引导信贷资金继续投入教育卫生领域。截至2022年末，教育行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1%，卫生和社会工作贷款全年增量为2021年同期2倍。

　　覆盖新市民金融产品超3万个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市民金融服务时表示，银保监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出台政策措施，推动银行业保险业着力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目前，覆盖新市民的金融产品超3万个。

　　据介绍，为提高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切实增强新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银保监会联合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针对新市民在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积极做好与现有支持政策的衔接，结合地方实际，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高质量扩大金融供给，提升金融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度。牵头主办2022年金融街论坛“金融精准服务新市民，奋进共同富裕新征程”主题论坛。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活动，宣传交流银行保险机构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进展和良好做法，有力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让具有潜在需求的新市民了解政策和服务。

　　同时，银保监派出机构积极推动政策落地。具体来看，一是制定具体落实政策措施。银保监局主动与地方政府对接，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地方政府政策，研究出台落地措施。联合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行动方案，实现在就业、创业、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多个领域的政策协同，提出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细化措施，促进实现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和均等化。

　　二是加大推动督导力度。银保监局选取重点城市和重点群体，分类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见成效。根据新市民特点，推动银行保险机构丰富金融产品，加强对本地区新市民创业人员的金融服务；推动保险机构发展雇主责任险、建筑工人意外险、家政雇佣责任险等产品，加强对新市民的保险保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新市民住房安居、消费、创业等主要金融需求，强化新市民金融服务。

　　三是促进信息共享。银保监局会同政府部门完善信息平台，探索解决数据支撑不足问题，进一步夯实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基础。积极协同地方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地方征信信息服务平台，推动银行保险机构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多维度数据，优化新市民信用评价体系，精准定位新市民客户群体，加强金融服务。

　　四是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银保监局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新市民特点，宣传讲解金融知识，提高金融消费者金融素养，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加大金融知识普及，提升新市民群体金融认知及获取能力。

　　此外，银行保险机构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具体来看，一是创新产品和服务，强化对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优化信贷产品和保险服务，扩大支持新市民创业就业的金融服务供给。针对来本地创业的新市民融资需求，优化小微企业经营信贷产品。聚焦新市民较为集中的行业，开发相关保险产品。

　　二是加强住房金融服务，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满足新市民安居需求。

　　三是完善健康和养老金融服务，增强新市民基础民生领域保障。通过完善健康保险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助力优化社保和医保服务等方式，强化对养老行业的金融支持。部分保险机构积极与地方合作，推出商业医疗保险项目，推动当地医疗保障有效覆盖至新市民群体。部分银行加强与地方医疗保障部门的合作，便利新市民异地就医结算。

　　四是积极落实政策要求，加强新市民培训教育金融服务。积极落实国家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要求，支持新市民职业技能培训和子女教育。

　　五是针对新市民特点，提升基础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积极优化开户等基础金融服务，并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助力保障新市民合法权益。部分银行推出个人结算账户简易开户服务，方便新市民日常及发工资使用。部分银行等推出新市民专属银行卡，提供免收工本费、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短信服务费等优惠。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要看到金融服务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下一步，银保监会将继续加强工作部署，推动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深入新市民群体，更加精准把握新市民金融需求，持续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