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转运珠卖断货，“跟抢大白菜一样”！节前掀起买金热******
中新经纬1月18日电 (李自曼)“这买金子跟抢大白菜似的！想看个样式都看不了！”在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一位几次三番想要挤进黄金首饰柜台前方的顾客感叹道。
近日，中新经纬走访北京多家商场发现，临近春节，黄金饰品走俏，黄金饰品柜台人头攒动。菜百首饰销售人员表示，客流量比平时多5倍。
数据显示，截至1月17日，千足金每克单价较2022年12月末上涨超5%；千足金黄金饰品价格较投资类黄金，每克高出百元以上的价格。
尽管如此，众多消费者还是选择在春节前购买黄金饰品。其中，黄金手镯、兔年转运珠备受消费者追捧。
黄金饰品比投资金条更受欢迎
“昨天晚上商场差点儿没关上门，我们正常是晚上8点30分闭店，但是到9点，店内还有很多顾客。”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的安保人员对前来询问营业时间的消费者表示。
1月14日，中新经纬来到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发现，多个柜台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个销售人员，需要同时要面对5到6个客户的咨询。
在北京工作的樊女士准备给妈妈买一些黄金首饰，作为新年礼物。樊女士表示：“疫情之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妈妈一直喜欢黄金首饰，所以准备来挑挑款式。不过，我真没想到这么多人，等了半个多小时，售货员也没顾上理我。”
中新经纬了解到，1月14日菜百黄金价格分别为，足金529元/克、千足金535元/克、黄金摆件548元/克、投资类黄金价格为417.9元/克。千足金与投资类黄金的每克差价为117.1元。
从当天该商场的客流情况看，黄金饰品比投资类黄金产品更受消费者欢迎。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2年前三季度，全球黄金消费量达到3386.5吨，同比增加了17.9%，这一数字已恢复至2019年疫情爆发前水平。需求增长主要受益于金饰消费回暖、金条和金币投资需求增加以及全球央行购金量的创纪录增长。作为全球金饰主要消费国，中国第三季度的金饰消费出现明显增长。
面对超百元的价差，为什么选择购买黄金饰品，而不是买金条等投资类黄金？中新经纬在现场采访了几位消费者。
在北京工作的陈先生表示：“黄金价格确实相比前两年有所上涨，但我感觉还会再涨，一时间很难降价。买黄金就要‘买涨不买跌’！尽管黄金首饰的价格较高，但它在保值的同时还能满足日常佩戴需求。买了金条只能放着，而且我之前已经囤过了金条了。”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刘女士表示：“虽然黄金饰品价格确实较贵，但是今年买黄金饰品可以用北京市西城区消费券，也算是有一定的优惠折扣吧。春节临近，戴黄金首饰也算应景，图个喜庆、吉祥。买投资类黄金的话，预算有限，感觉买的少没太大意义。”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告诉中新经纬，投资和消费面向不同需求的市场。消费者买黄金饰品是为了佩戴和赠送。黄金饰品的溢价包含的是艺术价值。所以，饰品不是专为保值，饰品的价值本来就比投资金更高。老百姓购买黄金饰品会关注保值功能，但谁也不会为了保值去投资黄金饰品。
盘和林进一步表示，黄金价格主要看通胀率，而通胀率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个人认为，2023年美联储加息将趋缓甚至逆转。所以，黄金有可能因为新一轮政策宽松，而步入上涨通道。当然，这里讲的黄金价格是相对于美元，而人民币升值会对冲一部分黄金涨幅，但总体还是涨的。
金手镯和转运珠成“顶流”
“结婚好多年，一直想买金镯子。前两年受疫情影响一直不敢出门，今年放开后终于能出门了，也算是‘报复性’消费吧！邻居们都出京玩，我们就买买首饰，既满足心愿，还能保值。”张女士告诉中新经纬。
中新经纬发现，各商场内相比其他柜台，黄金手镯和转运珠的消费者相对较多。
一位销售人员告诉中新经纬，一般情况下，一只实心千足金成年人黄金手镯重量在25克到50克之间，30克左右的佩戴效果最佳，不至于看起来太细，重量也不会太重。婚庆用的黄金手镯、古法黄金手镯个别的会重达70-80克甚至以上，消费者购买这类手镯，多用来保值。如果手镯采用的是硬金工艺，消费者可以在12克至28克之间选择，这类手镯硬度高，不易磨损。
按照销售人员的介绍，中新经纬算了一笔账。按照535元/克的单价计算，购买一只30克的黄金手镯，需要16050元。对于收入有限的人，买一只黄金手镯还是会有一定压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这意味着，买一只30克的黄金手镯，或花费普通消费者近两个月的工资收入。
如此高的价格，让很多年轻人对黄金手镯望而却步。相比黄金手镯的柜台，关注转运珠的消费者中多了许多年轻面孔。
“买颗转运珠，排队1小时，人都被挤成五花肉了！”计划给母亲购置兔年本命年礼物的常先生感叹道。
在业内看来，转运珠形制上的多元化、搭配组合的灵活性以及单个克重较小，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家买黄金的门槛，提升了黄金对多年龄层的吸引力。
中新经纬注意到，目前市场上的转运珠，已不再局限于圆珠型，已经有各类生肖、卡通人物、爱心、花朵等形状，部分转运珠上还会搭配“财”“福”“吉”等表示祝福的字词。
临近兔年春节，兔子形状的转运珠颇受欢迎。消费者可以直接购买已经由品牌制作好的转运珠手链，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单独购买转运珠和编织绳。其中，由品牌制作好的转运珠手链一口价售卖，不按黄金克重计价。消费者自行挑选转运珠样式和个数的，则按黄金克数计价。
值得注意的是，1月14日，转运珠每克单价比黄金手镯贵。1月14日，菜百首饰黄金手镯的单价为535元/克，转运珠单价为570元/克。
为什么黄金转运珠的价格比黄金手镯的价格还贵？销售人员对消费者解释称，价格主要贵在工艺上。因为转运珠采用的多为3D硬金工艺，这种工艺在不改变黄金纯度的情况下，将黄金的硬度提升3到6倍，能有效克服黄金饰品硬度低、易磨损、不易保持细致花纹的缺点。
中新经纬发现，截至1月16日晚，北京西城区菜百首饰部分兔型转运珠已经出现断货情况，1.2克以下的兔型转运珠所剩不多。
除当做礼物送人，不少年轻消费者主要是自己佩戴，除讲究款式流行度外，他们在购买时候还会关注珠子的颗数以及属相之间是否相合。
90后消费者王女士表示：“讲究这么多，其实也只是把它当成美好希望的寄托。如果在好看的基础上还有美好的寓意，这样的首饰带着不是更舒心、踏实吗？”
全球央行抢购黄金
普通消费者对黄金的消费热情上涨，全球央行也纷纷抢购黄金。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1月至12月末，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未购黄金之后，两个月连续增持黄金，共增持200万盎司，对应增持黄金购入金额超250亿人民币。截至2022年12月末，中国黄金储量为6464万盎司。
在全球范围内，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多国央行增持黄金。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央行买入近400吨黄金，创2000年有季度数据以来新高。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从货币政策看，2022年12月美联储加息放缓，预计2023年3月或停止加息，历史经验表明，美债利率多提前于美联储加息终点回落。多因素共同作用，实际利率已步入下行通道，带动黄金价格上涨。同时，美元作为黄金的计价货币，对黄金价格形成“尺度效应”，2023年美元强势基础或将转弱，对黄金价格的压制放缓；从资产配置视角看，从加息结束到降息周期，黄金均是优势资产。
展望2023年，世界黄金协会认为，放开对经济复苏和黄金需求的提振来说是个好兆头；除疫情相关限制解除之外，黄金需求还可能会受益于政府为刺激消费所做的努力。这些因素的叠加，有望助力中国黄金需求在2023年实现回升，但挑战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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